步辇图介绍

《步辇图》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作之一，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作品设色典雅绚丽，线条流畅圆劲，构图错落富有变化，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步辇图》所绘是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现存画作被认为是宋朝摹本。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绢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 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步辇图》是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作品，内容反映的是吐蕃（今西藏）王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的事。它是汉藏兄弟民族友好情谊的历史见证。

创作背景

《步辇图》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作之一，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作品设色典雅绚丽，线条流畅圆劲，构图错落富有变化，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步辇图》所绘是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现存画作被认为是宋朝摹本。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绢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 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步辇图》是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作品，内容反映的是吐蕃（今西藏）王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的事。它是汉藏兄弟民族友好情谊的历史见证。 画卷内容 图卷右半是在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中的唐太宗，左侧三人前为典礼官，中为禄东赞，后为通译者。唐太宗的形象是全图焦点。阎立本煞费苦心地加以生动细致的刻画，画中的唐太宗面目俊朗， 目光深邃，神情庄重，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阎立本为了更好地突现出太宗的至尊风度，巧妙地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衬托表现。一是以宫女们的娇小、稚嫩，以她们或执扇或抬辇、或侧或正、或趋或行的体态来映衬唐太宗的壮硕、深沉与凝定，是为反衬；二是以禄东赞的诚挚谦恭、持重有礼来衬托唐太宗的端肃平和、蔼然可亲之态，是为正衬。该图不设背景，结构上自右向左，由紧密而渐趋疏朗、重点突出，节奏鲜明。 作品赏析 笔法风格 从构图的角度来讲，这幅画很明显将所有人物分成两组：以画卷中轴线为界，左边三个男士依次排开，井然有序，没有任何装饰，在规矩中略显拘谨；右边以唐太宗为中心的人物群，左右簇拥的仕女形象，以及装饰物“两把屏风扇”、“一展旌旗”、“步辇”等等，把人物的布局按照其功能自然分工成不同的角色，而且仕女衣带飘飘和晁盖的迎风招展都有意刻画一种充满了柔情、安详、和善的情调。左右这种对比，尤其是译官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和仕女们神情自若、仪态万方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张一弛、一柔一刚，让人的视觉得到了充分地享受。就像弹琴时的左手伴奏一样，稳健而低沉；右手高音区炫音技巧的展示，华丽而不俗脱；一唱一和，和谐有序。 另外，只有典礼官一个人是红袍在身，未免显得孤零零的，仍然造不出喜庆的气氛。于是作者巧妙地利用了晁盖顶，和宫女服饰的配色，映衬出一团祥和、喜庆的气氛。 构图色彩 从色彩上讲，这幅图的场景是一个喜庆的场面。根据中国的传统习俗，喜庆的场面通常由红色装点基调。这幅图作者为了突出这一特点，特地将典礼官——位于画面正中间的轴心人物画成红色。这样做的目的既可以一上来夺人眼目地突出红色，又不会太突兀得难于接受。因为按照习俗，禄东赞来自吐蕃，服饰多以网状彩绘织成，很少有一整块同样颜色的衣服。再者，由于红色代表正气，代表恢宏的气势，理应当由中原大唐朝独享，而非喧宾夺主地给吐蕃穿戴上。其次，唐太宗也不合适着红装，一者皇上为至尊天子，然而能够与尊贵相配的颜色只有黄色；二者红色由皇上穿戴，不免显得皇帝过于轻浮，不够稳健睿智。如果再考虑仅由于年代久远，风蚀和破坏，原本皇帝身着的镀金装束成了土黄色，那么就不难理解作者在颜色安排上的独到之处。 绘画技术 从绘画艺术角度看，作者的表现技巧已相当纯熟。衣纹器物的勾勒墨线圆转流畅中时带坚韧，畅而不滑，顿而不滞；主要人物的神情举止栩栩如生，写照之间更能曲传神韵；图像局部配以晕染，如人物所著靴筒的折皱等处，显得极具立体感；全卷设色浓重淳净，大面积红绿色块交错安排，富于韵律感和鲜明的视觉效果。此图一说为宋摹本，但摹绘较精，仍不失原作之真。幅上有宋初章友直小篆书有关故事，还录有唐李道志、李德裕“重装背”时题记两行。 历史背景 松赞干布是吐蕃第三十二世赞普，他平定叛乱，开创了统一的吐蕃王朝。在唐文化的影响下，松赞干布对吐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进行了改革，促进了吐蕃社会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可以说松赞干布是一位颇有作为的赞普。634年，他派使者向唐求婚，但未能如愿以偿。638年，他又派使者带琉璃宝入唐求婚，同时，他又带领20万军队猛攻唐朝的松州（今四川松藩），想以此向唐施加压力以答应自己的求婚，但被唐军击退。至此，他认识到必须要诚心与唐和好。 公元640年，即唐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派大相（相当于宰相）禄东赞向大唐求亲，第二年到达长安。由于当时大唐帝国国泰民安，各民族友好相处，因此，当时竟有五个兄弟民族的首领向大唐求亲，太宗很是为难。最后，想出一个平等竞争的办法：请五位大使参加考试，谁考胜了，就把公主嫁给谁家的首领。 当时出了五道难题，吐蕃使臣禄东赞过关斩将，一路领先，最终取得了胜利。太宗非常高兴，心想：松赞干布的使臣这样机智、聪明，松赞干布自己更不用说了。于是，决定将文成公主嫁予吐蕃王松赞干布。 文成公主出嫁的消息传到吐蕃以后，吐蕃人在很多地方都准备了马匹、牦牛、食物和饮水，决定隆重迎接；松赞干布亲率欢迎队伍由拉萨出发直奔青海迎接。松赞干布高兴地说：“我今天能娶上国大唐公主，实在荣幸。我要为公主建造一座城，作为纪念，让子孙万代都要与上国大唐永远亲和。”他按照唐朝的建筑风格，在拉萨修建了城郭和宫室，这就是现在的布达拉宫。 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大批丝织品和典籍，还有许多树木、果蔬的种籽，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进了青藏高原，促进了藏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吐蕃也派送了大批的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诗书，长安的妇女们也一度风行吐蕃人将脸涂红的风俗，称之为“吐蕃妆”。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对加强汉藏两族的联系、团结，发展藏族的经济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人们的敬仰，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内至今还保存着他俩的塑像。 艺术价值 由于此图经历千余年的传承，如今所能见到的阎立本作品，尚无一帧能毫无争议地确定它为阎立本所做，这幅传为阎立本所做的《步辇图》，对它是唐代阎立本所做还是唐代其他画家的原创摹本，或为宋人波本有许多争议，而书画鉴定界对《步辇图》的讨论认为《步辇图》的绘制年代不晚于宋代，定其为宋人摹本。但不管是唐代、唐摹还是宋摹，作品的绘画水平都是很高的。 真伪争议 对比1959年版的《步辇图》和1978年版的《步辇图》两版的《步辇图》会发现，唐太宗手中的布袋不见了，宫女的手也变成了一段袖筒。唐太宗的右手被抹掉了。 唐太宗手里的小白布袋很重要，是因为它是全图的核心和眼睛，有了它，这幅图的主题就非常明确，是授官，而非许亲。 故宫的人对图的题记部分视而不见。史书上记载：“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使者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禄东赞是吐蕃之相也，太宗既许降文成公主于吐蕃，其赞普遣禄东赞来逆，召见顾问，进对皆合旨，诏以琅琊长公主外孙女妻之……” “拜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这个小白布袋里，也可能正是“右卫大将军”的印信。小白布袋（鱼符袋）是三品以上官员出入宫廷的身份标识，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在《玄秘塔碑》、《神策军碑》、《金刚经碑》碑文中，将皇帝“赐紫（绶）金（绶）鱼袋”录入碑文，以示荣宠。 《故宫博物院历代绘画藏品选集》的《作品简介》中，则把“琅琊长公主外孙女”，说成是唐太宗把自己的外孙女许给赞普松赞干布，实际上是把长公主的外孙女许给禄东赞。后来，在勘误表上，赞普松赞干布改正为禄东赞，但禄东赞娶唐太宗外孙女一句并未更正。　 以女性充当挽舆之人，原已违背人之常情。自有辇车、舆、轿以来，充当舆士的都是男子，由于先天的性别差别、体力差别，因而分工不同，这在砖画、壁画、卷轴画上早有证实。远的不论，只就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风、汉成帝所乘的肩舆、陈宣帝的腰舆、《清明上河图》中的九乘轿子和七辆独轮车、两辆双轮车、三两牛车，以及《晋文公复国图》中累见的辇车，它们的舆士皆是男子，而这些绘制，皆是唐代本朝以及前后朝代的制作。 况且，《步辇图》挽舆的9名女子，从服饰的打扮来判断，与宫女完全不同，倒像是舞女。这一点，通过唐朝李贤墓、李重润墓、永泰公主李仙惠墓壁画的宫女打扮就知道。以舞女充当舆士，如果有也只有荒唐无道的国君才有可能，只有在后宫嬉戏时命舞女挽舆，而不可能在行幸中让国人、朝臣亲眼目睹，更不会在召见外国使节时亮相。 在《步辇图》中，可以看见唐太宗召见吐蕃使臣，没有穿朝服而是穿便装，并且一只左脚伸出袍服之外，露出袜子和圆口便鞋。这一露，也露出马脚来。 在古代的绘画中，为了完美地表现帝王，一般都画皇帝穿着考究，一般也都画朝服。这点从《历代帝王图》可以看出，皇帝端坐舆上的仪态都是正襟趺坐，即覆盖在衣裳之下的盘膝盘腿，连陈废帝亦不例外。此外，皇帝的服饰和使臣的也有所不同，使臣有使臣穿的服饰和鞋。 《历代帝王图》中7位帝王朝服与敦煌初唐壁画第220窟、维摩诘经变右下的帝王与群臣朝服相比，其服饰规格画法和色彩相当一致，都是戴冕旒、著青衣、朱裳、曲领、白纱中单、大红蔽膝、大带，以及足登有小牌坊形翘头勾在裙外的朝鞋。 上述种种，说明伪作者没有对这些历史常识进行过研究，或者根本没有见过皇帝是如何站和坐的。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宫乐图》，台湾地区的研究者将其认定为唐人作品。盛唐人的脸是肥肥的，这从《宫乐图》中可以发现，人物的脸上，圆脸线条画得结实，人物的手，一笔一笔的，随便哪张脸和哪只手，线条都很厚重。再看《历代帝王图》，人物也是圆圆的，是初唐时的画法。此外，在唐人的壁画中，眼睛都是比较阔的。 而《步辇图》的女子都是小眼睛小鼻子，身体很削瘦。这种风格在唐宋时的画里没看见，要到明清才出现。明清人物画一般是细眼睛小鼻子，身子弱不禁风，不过明清唐伯虎、仇英等人画的仕女尽管躯体瘦削，线条还是挺拔的。《步辇图》从线条上来讲，也画不过这些明清一流的画家，线条僵硬，甚至人物的眼睛都画得模糊不清。 非伪作说 学者语出惊人判定此图“非唐画，更非阎立本的作品，而是后人的一件伪作”，其“绘画艺术水平很差，它的榜题以及后面的章伯益的书法艺术的水平也差”，其“既不是唐人的，也不是宋人的。”伪作说“非唐画”确有多闻阙疑之益，然其余论断则可商榷。对这样一幅千古名画作是非优劣的判定应较为审慎，陈先生的贬抑之论在相关的《题跋的疑问》及历史文化背景的阐述上均未稳妥，此不仅仅关涉书画艺术，更有关于史学 。 此画应是北宋早期的临摹本，其底本当是阎立本原画。如前所述，章篆末行“唐相阎立本笔”，显然是唐以后人的口吻；同时，章氏此语已透露此画是按“唐相阎立本笔”而临摹的。我们在画幅拖尾还看到北宋米芾、刘次庄、张舜民等十八人从元丰三年(1080年)八月廿八日到元祐元年(1086年)孟夏四月的题跋观款，其中对章篆作评价的二人。其一曰：“阎相国之本，章伯益之篆，皆当时精妙。元丰甲子孟春澣中淤日圃泽张向书于长沙之静鉴轩。”元丰甲子即元丰七年(1084年)。其二曰：“元丰七年二月三日观步辇图，章伯益篆诚佳笔也。长沙刘次庄。”张向、刘次庄所言确非无根之谈，尤其是刘氏为北宋书法名家及书法理论家，其专著《法帖释文》乃专精之作，像他这样的专家是不会轻许他人的。既然此画是宋人摹本，那么章篆末行何以称其为“唐相阎立本笔”，张向题跋又称其为“阎相国之本”呢？这其实是当时文士对宫院摹本的习惯称法。摹本是当作“下真迹一等之副本”被珍视的。中唐宰相张弘靖家富有历代书画收藏， 可与宫廷秘府相比，其中有些就是唐代宫廷的摹本。晚唐时，张弘靖之孙张彦远曾专门描述对宫中高手摹拓前代书画的情况：“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亦有御府拓本，谓之官拓。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拓写不辍。承平之时，此道甚行，艰难之后，斯事渐废，故有非常好本拓得之者，所宜宝之，既可希其真踪，又得留为证验。”张彦远所述唐人珍视宫院摹本的情况，相沿成习，对后代也有深刻影响。北宋宣和画院和南宋绍兴画院，聚集了不少书画高手，摹拓历代名家书画，真迹与摹本同被珍藏。那些“下真迹一等之副本”亦常被当作真迹珍视。如唐初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临摹王羲之《兰亭序》，传为冯承素的摹本最得王羲之原作神韵，后人往往称冯氏摹本为王羲之《兰亭序》，这犹如章伯益称宋摹本《步辈图》为“唐相阎立本笔” 。 关于李道志，陈佩秋先生说：“从题跋看，‘太子洗马武都公李道志’，表明此题跋由李道撰写。按李道的官衔，史书应当有传，但廿五史的人名索引中只有三名李道，他们所处的朝代分别是魏、北齐和宋。”这显然是误读跋文，至于阎立本图上跋文的人物更与魏、北齐和宋各朝的人不相及。古代汉语固然可释“志”为“记”，但从题跋格式看，第一行“太子洗马武都公李道志”与第二行“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德裕”平齐，因此此人姓李名道志，而不是姓李名道。严格地说，第三行“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重装背”仍是“李道志、李德裕‘重装背’时题记”。这种精确的年月日记事，说明他们都是晚唐文宗大和间生活着的人。李道志官位太子洗马，据《新唐书·百官志》：东宫官，“司经局，洗马二人，从五品下。掌经籍，出人侍从。”但史书上没有他的传并不奇怪。晚唐时期，史失其官，晚唐实录多有亡佚，乃至方镇大吏在两《唐书》中亦不乏语焉不详者。然其爵位武都公，乃武都郡公之省称，高达正二品，此人当是李唐宗室。《旧唐书》卷六○《宗室传》，记唐高祖从父兄子淮南王李道玄，其弟道明即为武都郡公，唐太宗时人。此即可为一佐证。李道志可能就是《步辈图》的收藏者。大和七年(833)，李德裕首次任宰相，进封赞皇伯。七月丁酉，为中书侍郎。李道志请有“大手笔”之称的宰相李德裕鉴赏并题画，这是很自然的事 。 李德裕为著名书家，不仅家中富有书画收藏，而且经眼的历代书画名迹极多，因此主张对这幅名画重装裱措的应是李德裕。在题写姓名时，他将爵位崇高的李道志写在首行，亦是很自然的事。书画研究者陈启伟在与陈佩秋先生讨论李道志其人时，表现出对唐代历史颇为隔膜。他说“这个李道可能是中唐时人。因为他前面的官衔是‘太子洗马’，这个官衔从秦汉开始设置，唐代仍有传承。我估计，这个李道可能是武则天时期的一名为太子掌管书籍的小官。武则天好赐‘武’姓，‘武都公’是否为武则天的赐名？”且不说其误读跋文，将李道志说成李道，其年代上的混乱实在不应该。大和年间是晚唐，武则天在初唐，两者相隔150年之遥。作者又说“李道可能是中唐人”，这就连唐朝初、盛、中、晚的基本常识都没有弄清楚。武都公明明是封爵，却被作者误解为武则天赐名。这对普通读者造成的混乱是亚须澄清的。关于李德裕，陈佩秋先生说：“假设《步辇图》中的题跋是李德裕所写，那么让我们再来对照题跋内容和史书记载，结果发现，题跋行文内容与史书有惊人的相似”，由此她推断题跋不是李德裕撰写，因为“《旧唐书》，后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刘昫撰修，唐朝中期的李德裕是不会从100多年后的史书中抄录题跋的。”事实恰恰相反，此图题跋应出自李德裕之手。首先，李德裕撰写题跋有文献为证。米芾《画史》述《唐画》第2条即云：“唐太宗《步辇图》有李德裕题跋。人后却猜是阎令画真笔。今在宗室仲爰君发家。”元代汤垕《画鉴》述《唐画》第1条更明确说：“赞皇李卫公小篆题其上，唐人八分书赞普辞婚事。”汤垕《画鉴》乃经后人辑佚成书，中间多有脱误，此处将禄东赞辞婚说成赞普辞婚，即是一例显误。但他与米芾一样看到过原画上李德裕的题跋，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如今的宋人临摹本上已不见李德裕篆书与唐人八分书，只有章伯益的篆书。但是题跋中精确的年月日“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与李德裕仕履合禅的官职“中书侍郎平章事”，只能来自亲身经历过，而又精通史书的李德裕。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章伯益篆书前三行说明“重装背”的题记，后十行用小篆书写的那段故事情节，都是过录李德裕在原画上的题跋而来的 。 后世纪念 《步辇图》小型张发行于2002年3月16日，它的面值为8元，发行量1290万，是国家邮政局2002年发行的第5套新邮，同时也是2002年发行的第一枚小型张。 在《步辇图》小型张正式发行之前，期货价曾达到35元，但随着邮市运作环境的恶化，市场对其的期望值也逐级下降，致使《步辇图》小型张正式发行时，其市场价格只以25元开盘。面世之后，受邮市大盘进一步恶化的影响。 从盘口来看，多空双方在这一位置基本上达成了暂时的平衡。但由于《步辇图》小型张的上档密集成交区集中在20元附近，且25元开盘价和35元期货价已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因此，短期内《步辇图》小型张价格的上扬阻力重重。 作者简介 阎立本（601～673年），唐代雍州万年人，隋代画家阎毗之子，阎立德之弟。唐太宗时任刑部侍郎，显庆初年，代兄做工部尚书，总章元年为右丞相。擅长书画，最精形似，作画所取题材相当广泛，如宗教人物、车马、山水，尤其善画人物肖像。《步辇图》是以公元641年（贞观十五年）吐蕃首领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的历史事件为题材，描绘唐太宗接见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禄东赞的情景。 阎立本的绘画，一是线条刚劲有力，二是色彩古雅沉着，三是人物神态刻画细致。一般被认为出自阎立本之手的画作共有4幅：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步辇图》，描绘唐太宗接见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者的情形；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历代帝王图》，共绘有自汉至隋十三位帝王的画像；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贡职图》与《萧翼赚兰亭图》，分别绘有各国使者向唐朝皇帝进贡的图景、唐太宗派监察御史萧翼以巧计从和尚辩才处赚取王羲之书法名迹《兰亭序》的故事。

阎立本介绍

阎立本（601年—673年），雍州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人。唐朝时期宰相、画家，隋朝殿内少监阎毗之子。 隋朝时，阎立本门荫入仕，累迁朝散大夫、将作少监。唐武德年间，担任秦王（李世民）府库直。贞观年间，历任主爵郎中、刑部郎中，迁将作少监。绘制“昭陵六骏”和“凌烟阁”功臣图，监修翠微宫。显庆元年（656年），出任将作大匠，迁工部尚书。总章元年（668年），检校右丞相，册封博陵县男。当时姜恪凭借战功擢任左丞相，时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之说。举荐名臣狄仁杰，累迁中书令。咸亨四年（673年11月14日），去世，追赠司空。 阎立本擅长工艺，富于巧思，工篆隶书，对绘画、建筑都很擅长。兄长阎立德擅长书画、工艺及建筑工程。阎毗、阎立德、阎立本父子三人并以工艺、绘画闻名于世。代表作品《步辇图》《历代帝王像》等。

绘画风格

阎立本的人物画形象逼真传神，时人誉之为“丹青神话”，写实性注重个性描绘，且多取材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用以鉴戒贤愚、弘扬治国安邦大业。阎立本的线描画部刚劲圆润，画衣物简练粗重，设色也较前代更浓重，多用朱砂、石绿，有时还用金银等贵重矿物质材料。 传为阎立本的作品保留到至今的有《历代帝王图卷》，就是古代画家企图表现性格特点的重要作品。画卷共包含了十三个帝王的肖像：西汉昭文帝刘弗陵、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蜀主刘备、吴主孙权、晋武帝司马炎、陈文帝蒨、陈宣帝顼、陈废帝伯宗、陈后主叔宝、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 阎立本成功地刻画了这些帝王们的个人性格，画中不仅表现了对他们的了解，并且表现了对于他们的评价。 阎立本力求描绘出带有特征性的细节以表现一定性格和一定精神状态，例如曹丕的锐敏的挑衅式的目光，显出十分精悍，有咄咄逼人的神气。陈叔宝两眼无神，软弱松弛。杨坚头部微颔，眼光向上平视，具有一种深沉有计谋的神情。 此外，如胡髭，因人而有软硬、疏密的不同，头身的姿势和面部筋肉、骨骼、皮肤也显然可以看出各人的差异。皮肉有松有紧，有硬有软，有粗有细。字文邕的粗野和陈蒨的文雅，极其明显地表现出面部筋肉的不同，几乎能够令人感觉到一个是白净光细，一个是黑而粗糙。其他，如侍从有男有女，服饰器物中有的挎剑，有的执如意，也都有烘托性格的作用。 阎立本还保持了南北朝绘画风格的若干残余，如相类似的长圆的头型，侍从占较小的比例，姿态及表情也有僵硬的痕迹，衣褶的处理的规律化，人体比例不全正确等等，这一些都说明写实的能力虽在长期的发展中得到了进步，而犹待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即使在主要的人物形象上，概念化的痕迹以及未能尽情描绘的生硬感觉也还是存在的。然而，技法上已大大发展了单线勾勒的表现能力，因描写对象而使用不同的线纹，如眼、鼻、嘴、耳、脸的轮廓、衣耦，用了粗细不同的线描，并达到了表现体积感的目的。